“社会责任行为会逐渐提升财务效益”，不论其是否符合事实，这一理念至少已在商业学界中被奉为圭臬。针对这一看法是否符合实践，各项研究得出的结果却不尽相同，Afshin Mehrpouya教授和Imran Chowdhury教授的新研究探索了个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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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shin Mehrpouya 

HEC副教授 |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Control

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研究将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行为同企业的长期生存和财务绩效联系在一起。企业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主张资本主义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广泛的利益。随着企业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开始公开宣称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核心理念，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谷歌是21世纪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原本的口号“不作恶”十分有名，但随着谷歌重组为产业集团Alphabet，其口号也变成了“做正确的事”。投资者也经常根据这一准则而对环境和社会因素更加关注。

关于“为善者诸事顺”的讨论很多。不要盲目地迷信这一原则，提出质疑并根据其原理完善真正起作用的工作领域更为重要。

但是，社会和财务效益之间有什么联系？来自市场的动因在什么情况下会不足以推动企业做出责任行为？通过对依据材料进行研究，Afshin Mehrpouya教授和Imran Chowdhury教授找到了以下4个逐渐淡化公司责任行为和财务效益之间关联的关键因素。

01 许多公司注定只能关注短期利益

企业责任行为带来财务收益预期常常是放长线钓大鱼。然而，不是所有公司都能等到这样的长期收益。Mehrpouya和Chowdhury研究的例子都是处于不稳定的行业和/或地理环境，或是处于财务困境中的企业。在所有案例中，公司行为主要受到短期成果驱动。

股东们主要关注的也是短期效益，这方面的压力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对短期效果的关注（即使社会责任投资的规模和势头不断增大）。随着资本掌控权从管理层向股东转变，我们看到投资者要求提高季度回报的压力不断增加，这使公司难以采取长期稳步发展的业务策略，而不得不向股东展示短期财务价值。最近的调查显示，在股东大会上，大约75%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案收到的赞成票都低于20%。

02 消费者和生产者距离增加，
相互关系遭到淡化

以往，生产的社会成本和需求都处于同一社会中，但在当今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现代全球市场中，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对于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希望能在国际业务中承担社会责任的供应商来说，他们必须意识到要与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思想一致，并以此来转变自己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意味着，与公司大多数利益相关方地理位置相同或至少国籍相同的时期不同，公司越来越难以建立起地域联系。

03 BtoB比BtoC形象意识更淡薄

在许多行业中，垂直分化是过去三十年间公司最普遍的趋势之一。过去，一家实体可以占有产品生产、分销和销售所需的不同要素，但是现在这些职能逐渐由不同的公司完成。

Mehrpouya和Chowdhury用一部iPhone的生产来阐释了这一现象，在iPhone生产链中有不少隐藏的环节，包括采矿公司、电气元件生产商以及装配线等。

▲ iPhone8全球部分供应商  

*来源|网络信息整理

因此，我们看到B-to-B公司随着B-to-C公司而增长，对于这些如我们了解的那样隐藏在供应链中的诸多新兴B-to-B企业来说，公众形象无关紧要。Mehrpouya说：“在各经济领域中，这一趋势已经变成了迅速扩张的范式，典型的例子包括汽车制造业、制药业、电子工业和消费品行业。随之而来的是B-to-B企业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他们B-to-B深深地隐藏在供应链之中，并不直接与消费者接触。”

简而言之，垂直分化使得面向客户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不断减少。相应地，全球资本市场也越来越不注重公众形象。

04 市场集中使消费者和工人更易受影响

主导商业格局的另一普遍趋势是不断增长的寡头/垄断经济。员工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只有能够自由选择用一家公司取代另一家公司，才能对公司行为加以控制。若非如此，他们就会缺乏权力和推动力来将公司的社会行为转化为最终对企业自身的影响。

Mehrpouya举了一个例子，制药公司拥有消费者十分依赖的产品专利，消费者的医疗状况决定了无论公司行为如何，他们都需要使用药物。Mehrpouya说：“如果一家公司拥有过于集中的市场或权力，那么从经济层面上讲，这家公司就没有那么大动力去承担社会责任。”同样的情况还有金融危机和高失业率时期，在这些时期消费者的购买自由和员工的工作选择自由受限。所有这些情况都表现出财务上的回报不足以推动企业采取社会责任行为。

企业对环境和社会影响自我调节的普遍失灵，很大程度上与上文4个因素有关，我们怎样才能保证公司在自我约束中向前？Mehrpouya及其同事指出，需要更多对公司行为进行媒体报道以引发更激烈的公众讨论，同时需要更有效地开展监管和民间社会活动，以及为管理者更好地进行道德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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