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emy Ghez
经济与国际事务学教授 | 巴黎HEC商学院

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沉渣泛起，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既有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巴黎HEC商学院教授Jeremy Ghez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的瘫痪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国际贸易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贸易法框架的相关原则，比如最惠国待遇等会发生动摇。

尽管在对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欧美有一些共同诉求，但欧洲更重视来之不易的国际治理框架和秩序的稳定，而在美国压力下，中欧在探索21世纪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上有可能走得更近一步。

Jeremy Ghez指出，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的苗头，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利益分配的失衡已经接近“最后通牒”博弈的临界点，社会充斥着不满，普通民众宁愿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要打破现有秩序、改变现状。

* 本文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实习生 何中夫 北京报道，编辑：李博
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

国际贸易基本原则未动摇

Q: 近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已经瘫痪了，没有了“最高法庭”的国际贸易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全球怎样面对这样的挑战？

Ghez:

上诉机构的停摆，主要原因是美国阻挠这一机构大法官的遴选与继任。在现行的国际贸易法律框架下，“最高法院”停摆，那么“下一级法院”的判决就会生效。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贸易法框架的相关原则，比如最惠国待遇等会发生动摇，这些原则依然还是世界贸易所遵循的原则。

现在美国的意图还并不是非常清楚，如果美国的意图就是解散WTO，那么美方必须花费极大的力气去建立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或者体制。即便是这样，WTO的一些根本性原则还是会被遵循的，这些依然是未来国际贸易的准则。

如果说美国只是想改变WTO的一些游戏规则，使得这个体系能够对美国更加有利的话，接下来就是如何改革WTO体系的问题。总的来说，这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怎么解决当下的冲突，也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克制。尤其是美国，对于解决现在法律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应该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我认为，中国和欧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Q: 我们注意到，在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这方面，欧洲与中国有很多相同的诉求。而在改革WTO的一些议题上，欧洲与美国在某些诉求上也有相同之处。在未来WTO改革上，欧洲会不会比较撕裂？

Ghez：

你刚才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一方面美国和欧洲有共同的诉求，另一方面欧洲和中国一样，希望能够保证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

我想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从历史上来讲，我们为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框架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从30年代的大萧条，再到后来意大利、德国出现的集权政治……正是在这些惨痛的教训之下，我们才建立起了这一来之不易的国际治理框架和国际治理秩序。

因此，欧洲人的骨子里面更重视的是法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虽然说欧洲和美国在一些贸易诉求方面是有共识的，但对于欧洲来讲，更重要的是保持现行体制的稳定与长期奏效，WTO无疑是这一体制的重要内容。

Q: 你对中欧的合作有哪些预期？

Ghez：

“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有一点很有意思，从地域上来讲，欧洲和中国实际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说，中国和欧盟可以携起手来作为合作伙伴，能促进亚欧大陆的经济一体化。

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记住在这样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合作伙伴是欧盟这样一个整体，而不是欧盟内的各个成员国。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共同探索21世纪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因为美国可能不再主导过去的治理模式，中国和欧盟需要探索一些新的模式。

对于美国所做出的一些决定，其实欧盟和中国一样深感担忧。我觉得中美关系、欧美关系的紧张，可能会促使中欧走得更近一些。我对于中欧关系还是比较乐观的，不过欧洲对此也保持着谨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疑虑与误解，双方是否真正能够成为坦诚的合作伙伴，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最后通牒游戏下的民粹抬头

Q: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的苗头，其原因是什么，如何来应对这一问题？

Ghez：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测试，现在我口袋里有100元，你要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分这100元，你提出方案，另外一人表决。如果表决的人同意，那么就按提出的方案来分，如果不同意的话，两人将一无所得。

这在博弈论中叫最后通牒游戏，大部分人会选择五五开，因为觉得这是公平的。但是如果对方表示不同意，他就一分钱拿不到，所以你本来可以更加贪婪，可以选择四六开，或者三七开，通常来说，对方的底线是二八开，低于二八开他就可能否定提议。

这就解释了西方为什么会出现民粹主义抬头的状况，西方面临的情况是，主流的政治家长期都在说，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好公民，你要投票给主流政党，不要投给极端政党，认可现在的制度你就可以从中受益。于是公民投票给主流政治家，他们响应号召去亲欧盟，直到最近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

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分配的失衡到达了一个临界点。这些民众突然发现，这些年一直投主流的候选人，但他还是没有工作，他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提高多少，他的孩子未来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比他还要大。

这时你告诉他，100元中已分配了10元给他，如果投极端政党现有体系可能就会崩溃，他就一无所有，但他觉得这10元对他已没有价值了，他不在乎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

所以，在英国脱欧公投的时候大家选择离开欧盟；在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胜出；法国的选举会选右翼政党，例如马克龙。这是因为他们都是现有体制外的人，这是与现行安排不同的抉择。

△ Jeremy Ghez教授在HEC北京代表处接受采访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