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anuel Kemel
经济与决策科学系 教授 | 巴黎HEC商学院
GREGHEC实验室(CNRS-HEC Paris)成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引发的健康危机已然触发了一场经济危机。我们注意到，很多人都在担心主要消费品可能出现短缺，于是开始大量储备物资。这一行为增加了缺货风险，因此一些商店决定对某些商品实行定量配给，而政府也不得不发布公告，打消消费者对商品短缺的担忧。避免消费者大量囤积商品是管理这场危机的关键要素之一。然而，在危机时期储备商品明智吗？我们探讨了这种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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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危机时期过度购买往往被视为不理智，但经济学、运筹学和市场营销学专家还是提出了相关理论模型，阐述个人何时以及如何理性决定是否储备商品。除理性动机外，许多行为模式也可激发过度购买决定。
储备是一种涉及风险和时间的理性决策
因预见未来危险而购买和储备商品的决定并不罕见；个人、国家和企业都有可能做出类似决定。在国家层面，储备石油、武器、医用口罩和药品等物资的决定极具战略意义。企业和消费者储备基本商品或消费品的做法也符合他们的利益，不失为一种防范未来价格波动的保障手段（比如出现短缺风险）。
企业和消费者储备基本商品或消费品的做法符合他们的利益，不失为一种防范未来价格波动的保障手段。
在上述情况下，可使用相同的框架来分析决策。储备是一种安全但昂贵的选择：其成本与当前需购买更多数量的商品有关，且无法分摊至不同时段（例如：仓储和看管）。不储备也具备一定风险，做决定的人将面临未来价格变动的风险。
因此，最佳选择或最佳储备量是一项涉及风险和时间的决策，须考虑许多因素：价格波动的感知风险、对时间的态度（也就是人们如何评估未来影响）和风险态度（人们如何评估风险后果）。在理性决策中，这些因素可通过使用“折扣预期效用”模型被整合为一体。举例而言，在该模型下，通过感知风险的可能性概率p，以及未来时间段t，得到值为p exp(-rt)u(x)的结果，其中r为折扣率（它会影响对未来态度），而u则为描绘对风险态度的效用函数。假设做决定的人有着清晰的风险感知，折扣率和风险态度，则该模型可对储备量提出建议。
储备商品的决定取决于感知到的商品短缺概率、风险规避、折扣率和存储成本。
如人们所料，储备的必要性，会随着人们对商品短缺和风险规避可能性的觉察而增加，但又随折扣率和存储成本而降低。
“折扣预期效用”模型可用于研究许多其他决策；这些决策涉及各个领域，例如：战略、金融、营销和行业组织等。
理性决策模型的偏差
除一般情形外，此类建议所依据的模型并不能有效描述观察到的行为。参见Machina（1987）在风险背景下违反该模型的案例，以及Loewenstein和Prelec（1992）在时间背景下违反该模型的案例。我们在最近的实验室实验中，调研了其中几种反常现象，受试者必须做出涉及风险和时间的决策，并获得实质可能的益处。我们从中观察到了理性模型预测的系统性偏差。如前所观察到的一样，受试者没有表现出稳定的风险态度；与涉及居中或较大概率的决定相比，他们在做出涉及小概率的决定时，往往承担了更多风险。另一个结果涉及时间的影响。同样，时间偏好也并非一成不变。
“在看到其他人储备时，心理就会产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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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不久的将来，往往比对更遥远的未来更不耐烦。这种模式会导致涉及时间的决策出现一些反常现象，例如随时间推移或拖延而导致偏好逆转。尽管文献中有充分记载，但一些学者假设这种现象将在涉及风险和时间的决策中消失。最近，我们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中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更普遍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依然成立。
非理性决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可能性不存在时，人们如何看待风险（例如：Tversky和Kahneman 1974）。举例而言，在评估不确定的未来事件的可能性时，人们往往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低估频发事件。在最近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通过简单选择来测量人们对不确定事件所持观念的方法（2）。该方法可用数字量化这种观念，测试人们的感知是否准确。
决策科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问题涉及人们如何根据现有证据，形成和更新观念。在储备物资这一情况下，做决定的人也可能受到周围人行为的影响。
储备的社会维度：与银行挤兑类似
储备是一项可能引发可怕社会后果的个人决定。实际上，在出现物资短缺风险时，做出过度购买决定的人将加剧风险的实际发生；这一情况即为“自我应验的预言”。
就像银行挤兑一样，储备决策呈现两种均衡：一种令做决定的人保持冷静，令一种则令他们恐慌，进而引发灾难性局势。
以涉及许多玩家的博弈为例，可通过博弈论研究储备决策，这类似于银行挤兑的博弈。这些博弈可形成两种均衡：其一令人们保持镇定，不过度购买。其二令人们恐慌并过度购买，从而导致真正短缺，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第一种明显好于第二种。但是，从个人理性层面分析，两者均属“纳什均衡”，这意味着当人们看到其他人开始储备时，个人理性将驱使他们跟风储备！因此，在社会背景下，储备可被视为一种合理但自私的决定。
羊群行为的作用
在将储备视为一种社交博弈后，我们看到如下事实，即：每个决策者的观念和行为都会受到其他决策者行为的影响。在观察其他人的行为后更新观念是合理的，这种情况称为信息级联。然而，行为研究表明，即使别人提供的信息不足，甚至会产生误导，我们仍对其他人的行为保持敏感！实际上，即便没有合理理由，人们也会下意识地遵循主流行为。在当前COVID-19的案例中，我们即可推测，人们突然大量储备厕纸的行为就是羊群效应导致的。
人们心知肚明，即使经济崩溃，厕纸也不应是最先储备的商品；然而，在看到其他人储备时，心理就会产生压力：“不可能有那么多人不理智，他们这么做一定有理由”。
决策科学表明，从个人角度来看，储备行为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因不理智和群体压力，人们的储备往往并不理智。
总体而言，侧重于个人决策和博弈论的决策科学表明，从个人角度来看，储备合情合理。但实际情况是，人们并没有合理储备物质，因为他们违反了个人决策合理性规则，或受到他人行为的非理性影响。
参考文献
（1）Abdellaoui，M.，Kemel，E.，Panin，A.和Vieider，F.M.（2019）。在集成框架中衡量时间和风险偏好。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15，459-469。
（2）Abdellaoui，M.，Bleichrodt，H.，Kemel，E.，＆L'Haridon，O.（2017年）。在不确定性下衡量观念。运筹学，印刷中。
Loewenstein，G&Prelec，D。（1992）。跨期决策反常现象：证据和解释。经济学季刊，107（2），573-597。
Machina，M.J。（1987）。存在风险时的决策。科学，236（4801），537-543。
Tversky，A.和Kahneman，D.（1974）。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发与偏见。科学，185（4157），1124-1131。
